海納百川》廣州沒有衰落,有底氣迎更大發展(鄭永年)

海納百川》廣州沒有衰落,有底氣迎更大發展(鄭永年)

(截圖來源:廣州新聞發佈影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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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人問我:和深圳相比,廣州是在逐漸衰落嗎?我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廣州非但沒有衰落,而且有底氣可以發展得更好。確實,最近幾年深圳異軍突起,2012年深圳GDP首次超過廣州,在民間,「北上廣」的提法逐漸被「北上廣深」,甚至是「北上深」所取代。同爲華南城市,廣深之間免不了被比較,這種比較人之常情。如果這種比較能夠給廣州人造成一種不能故步自封的壓力而求更大的進步也是有好處的。不過,廣州不應該在意它與深圳或中國其他城市的比較,說得普通一點,廣州不應當「叫板」深圳或者任何中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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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應該要有更大的進取精神,對標和叫板紐約、東京等世界先進城市。作爲國家中心城市,廣州甚至也不能總盯着自己的範圍,自己求發展,而要積極與周邊城市聯動,主動發揮擴散與輻射作用,與周邊城市共謀發展、共同富裕。也就是說,廣州要發揮其數千年的開放基因和發展胸懷;儘管廣州的城市有行政邊界,但發展不要有邊界。周邊城市發展起來了,廣州自己就會水漲船高。

廣州的底氣在哪裡?

廣州沒有任何理由對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觀,較之其他城市,廣州具有更深厚的發展底氣。廣州發展的底氣在於廣州城市發展的五種內在因素,有些因素甚至早已經成爲廣州的城市基因。一些人感到悲觀了,就是沒有意識到廣州這些內在基因的強大。

廣州是永恆的一線城市。歷史上廣州曾是「三朝十主」的古都,二千多年來一直是華南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而北京歷史上第一次成爲中國首都是在金朝時期,上海更是近代才逐漸發展起來。其他千年歷史古城甚至曾經的首都如洛陽、西安等都已經跌落一線。而只有廣州在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一直屹立不倒,是永遠的一線城市。

廣州的革命與自強基因。近代以來,廣州成爲了革命的策源地。1840年,在廣州發生的鴉片戰爭掀開了中國近代史的篇章,大清被歐洲列強英國所敗,被迫走上了第一次開放。之後,中國走上了自救自強的道路,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廣州不僅沒有缺席,而且是領跑者。廣州是近代歷史的見證者,康有爲、梁啓超在廣州萬木草堂講學,孫中山在廣州發起黃花崗起義,廣州的黃埔軍校爲革命軍隊培養了大批骨幹,廣州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活動的重要地區。改革開放以來,廣州也始終走在改革的最前沿。1983年開業的廣州白天鵝賓館是中國首家涉外的五星酒店。白天鵝賓館的成功運營,堅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信心,也爲改革開放之初的廣州乃至全國引進外資起到了「破冰」的作用。也就是說,廣州人已經把革命基因轉變成爲改革基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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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的開放基因。在當下,廣州更需要發揮其開放基因的作用。近代以來中國已經經歷了兩次開放,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中國從被迫「接受」世界規則到主動「適應」世界規則的轉變。人們容易忽視,近代以來中國經歷的兩次開放,起點都在廣州。第一次開放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後,這是一次被迫的開放。第二次是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我們主動打開國門引進國際先進資本、技術和管理方法,改革自己的體制機制使之與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通行規則「接軌」。今天,我們正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共產黨正在領導中國進行「第三次開放」。廣州同樣要引領「第三次開放」的浪潮,不僅僅是要聚焦投資貿易的數量和質量、技術升級創新等傳統問題,更要注重方方面面的話語權和規則問題,要強化規則就是生產力意識,更大力度推進主動開放,將中國規則推向世界,這是中國成爲強國的關鍵。

廣州的商貿基因。作爲「千年商都」,廣州歷史上始終扮演着中國對外貿易橋頭堡的作用,是中國和世界的橋樑。宋朝時期由於航海造船的發展,廣州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始發港,已經成爲中國聯結全球的重要城市。南海神廟、哥德堡號商船、十三行這些無一不是廣州舊時商業繁華的象徵。從今天我國區域經濟版圖來看,廣州是中國經濟主引擎之一的粵港澳大灣區的四大中心城市之一,是連接「雙循環」的重要平臺和關鍵節點,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廣州永遠處於國家的大局之中。廣州歷史和現實的重要性始終體現在中央政府對廣州的重視,每一次重大的政策嘗試和重要的發展廣州都不會缺位和缺席。當廣州偏離中央大局,那麼就會出現問題。廣州也不是沒有跌倒的時候,但跌倒了爬起來再跑也是廣州的基因。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廣州數度寄予厚望並指出廣州進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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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廣州黃埔調研時提出的「中小企業能辦大事」指出了廣州的活力之所在。較之全國其他城市,廣州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既均衡也相融。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凡是民營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那裡的就業就比較充分,那裡的市場發育程度就比較成熟,那裡的經濟就充滿生機活力,人民生活就比較富裕,社會就和諧穩定。有人說,鼓勵中小科技型民營企業發展的創業板設在北京,但這是爲廣州服務的。這話是很有道理的。

廣州未來要靠三個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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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看,一些城市崛起了,另一些城市衰落了,無論是崛起還是衰落,都不僅僅是城市治理的緣故,更重要的是城市大環境變化的結果。具體到廣州,我們必須要從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爲廣州未來的發展提供新動力,我總結爲三個生產力。

三個生產力包括科技、規則和人口。

第一,科技是生產力。

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是光靠單一產業發展的,單一式發展終究是要衰落的。紐約的轉型、底特律的轉型就是最好的例子。廣州未來的發展不能是單一式的,但也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什麼都要,否則會導致什麼都有但什麼都做不起來。不能深圳有什麼,香港有什麼,廣州就要做什麼,而是應該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廣州要做產業集羣,做供應鏈系統,對科技創新進行大量投入。從數據來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目前廣州科創投入還是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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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規則是生產力。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織影響,美國組織「世界隊」對付「中國隊」,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進行「精準脫鉤」和「精準封殺」,甚至是最終的「系統性脫鉤」,要迫使中國遵守美國主導的「世界規則」,要不惜與中國進行全面冷戰。我們要深刻認識到,規則的制定權已成爲未來中美競爭的核心。如果沒有建立在統一規則之上的國家統一市場,內部大循環很難實現。如果全國性規則在目前階段有困難,那麼可以從廣州,從粵港澳大灣區開始先行先試。現在大灣區內地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規則沒有做到統一,即使內地9個城市的規則也不統一,在招商引資方面,這些城市在稅收、土地、勞動等等方面,規則都不統一。我們能不能以點代面,通過橫琴、前海和南沙把大灣區的規則統一起來,不要再各搞一套規則了。這三個「點」的規則如何統一?我們應該思想解放,把香港的商務規則直接引入大灣區。香港的很多規則都是非常國際化的,爲國際社會所接受。今天,香港的最大優勢不在於其資本、其產業、其金融或者其它的,而在於其「軟件」,即國際化的規則。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條件下,我們應當把香港的規則視爲我們中國的規則。很自然,在香港規則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做加法,把內地的一些好規則加上去,例如高科技、新能源等方面。

第三,人口是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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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不僅要宜居、宜業、宜遊,更要把自己建成一座宜育城市。城市是人住的地方,人口是城市的基礎。任何地方,如果人口一旦萎縮,大城市肯定萎縮。今天,在世界範圍內,在城市和人口之間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不難發現,城市越大,生育率越低。我國的很多城市已經提出「宜居、宜業、宜遊」的城市建設規劃,但廣州更應該強調「宜育」,爲年輕人提高生育率創造物理、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廣州如何成爲「宜居、宜業、宜遊、宜育」的城市?必須要打造一個配套的優質文化生活。一個人在物質層面上的追求是有極限的,但是一個人在文化意義上的追求可以是無限的。如今中國有4億中產,他們大多從事着體面的工作,按揭着條件較佳的寓所,爲自己和家人置辦了數額不等的保險,甚至還做了一些金融投資,但是論及生活是否有「高級感」,他們中的很多尚不滿意,因此他們願意,也需要在提高文化生活品位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金錢,這對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來說也是利好因素。

廣州還需要發揮三個活力

除了上述的三個生產力,廣州還需要更好地發揮三個活力,分別是企業作爲經濟主體的活力、人才作爲社會主體的活力、政府作爲政治主體的活力。廣州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了,但如果廣州要叫板紐約、東京這樣的世界一流城市,這三個活力一定要繼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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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發揮企業作爲經濟主體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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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發揮主體作用、政府發揮更好作用」的目標。廣州必須要發揮企業是市場的主體的作用,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企業一旦不再是主體,經濟發展必然遇到麻煩。「放管服」的改革已經推行多年,但很多地方的情況並不令人滿意,政府不僅很難作爲,反而阻礙市場的發展和發育。這種情況必須很快得到改變。在中國,我們不難觀察到,凡是隻強調國有企業,不重視民營企業的城市,城市就沒有活力,經濟就不會可持續發展。一個城市的經濟要發展,國有和民營企業同樣重要,並且國有企業要爲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基礎服務。

第二,要發揮人才作爲社會主體的活力。

要營造人才培養、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系統環境。人才是生產力中的生產力。當今國家間的競爭說到底就是人才的競爭。城市是優質資本、優質技術和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和活動平臺。人才指標比其它所有的指標更爲重要。資本來了,人才不來,那資本可能是套利來的;技術來了,人才不來,那可能是低廉勞動力的產業;高端人才來了,背後肯定有優質的資本和技術。人才是用腳投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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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發揮政府作爲政治主體的活力。

做好服務型政府,爲企業和人才提供優質的服務。在這方面,廣州近年來的經驗很是寶貴。像廣州的黃埔區,政府通過向經濟主體提供有效服務,培養培植「專精特新」的技術類型中小型企業,甚至是微型企業。黃埔的這個發展方向是對的,經濟發展好的地方,政府從來都只是扮演服務型角色,爲企業和人才提供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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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城市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廣州考察時要求廣州實現老城市新活力。從我自己的角度理解,習總書記提「老城市新活力」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思是肯定了廣州作爲千年古城發展至今仍然有活力,沒有人說廣州失敗了。第二層是鼓勵廣州作爲老城市未來要可持續發展,城市更新就要發揮新活力。這不是批評的意思,而是鼓勵廣州要繼續保持一線城市的地位,要發揮新活力。

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受到劇烈衝擊,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率大幅縮水。舊的國際格局正在發生鉅變,新的格局仍在醞釀中,「中國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晚清國門洞開將廣州推向了歷史的大舞臺,時代潮流將廣州塑造成商業繁榮,中西文化交融、思想活躍,人才輩出的大城市,隨後奠定了廣州近兩百年的領先地位。

同樣,當下中國崛起所引起的大變局也是廣州大發展的重要時代背景和大機遇。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外循環受到高度重視,RCEP的簽訂、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作爲中國開放門戶的廣州必須要抓住有利條件,繼續高舉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大旗,切實提升廣州在全球城市體系中的經濟功能和地位。將自己定義爲「全球城市」的廣州不僅僅要體現出全球性,更要引領全球城市的發展。(作者爲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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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公衆號,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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